明在列传

仲之明，一路上升，其最高处在临终一言。

其术之要，在因不在逆。「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」，非媚俗也，是知推行之力从何而来。史迁记其四事，皆以「因而」二字起：君恼一妇人，则因之而伐楚；君欲背约，则因之而立信。夫政令之难，不在无理，在无势；仲之所长，正在能取一已在之动势而转其向。

与齐桓公一则对读，则此书第一层意思即出。桓公之明寄于一人之身，故其人亡而其明亡；仲之明则外化为物，成条令，成官守，成一国之常法，故仲死而其政行百余年。所寄之处不同，所存之久遂不同。凡明能离其人而存者，皆已化为制度矣。

然制度自有其不能及处，而仲亲指之。临终三人之论，读之若防小人之常谈，其实所言者极精：他所建之器有一个不受制约的入口，即君之所爱。凡制度皆有此口，惟其位不同耳。彼一生所长在能算，而其最明之一刻，正是指出一处算不到的地方。

此之谓敬。敬易被想作对神秘之感动，而仲身上之敬极实：不于己算不到之处伪称已算到。凡建一物而自言其隙者，皆有此一分。

尚有一层可玩味。仲之判断力最后一次动用，所判者非国事，是其所建之物本身。夫能以己之尺量己之作品，此事之难，全书再无第二人做到。而其言尽善，其效仍无。是知一人之明，能达于其所建之物的边界，却不必能越过那道边界去替别人行事。

公之明，跌之最深者数人，而独此人跌于末段，前此无兆。

释仇而相管仲，此其真清醒，公所自有也。然此后四十年，公固日日能见，而能见之目，长于管仲之身。此之谓依。夫明可寄于人，寄与生本是二事，所寄之物随人而去。

末段者，全书辨蔽与无知最明之处也。管仲以三人之病一一陈于其前，理已尽，公亦应之，而竟召之如故。公岂不知哉？无知者不知，一教而去；蔽者不欲知，或不知其不知，且自固。故蔽之为物，言之愈明而愈无用，此则是其证。

须辨委托与放弃。以判断托于胜己者，本无不可，是谓清醒的委托：既托之后，其人仍在，仍能受其所还。公之所为则放弃也：既交之后不复自判，以至管仲临终点名之判断，现成而近在唇吻，公亦不能受。是知分界不在所交之多寡，在既交之后己之在否。

又须辨相依与依。人本不能独持其明，注意力、消息、可用之资，多由旁人给定，此众人之处境，非谁之缺陷也。依则不然，是并己之一份而亦交之。验之亦易：所托者死后，其明存否。存，则当初止是相依；不存，则自始至终皆依耳。管仲一则，仲死而齐政百余年不改；此则仲死而公不能自举一人，两条恰成对照。

此事岂独古哉？今日以判断付于一机器，与公之付于天下第一谋士，同构也。所托愈可靠，人愈易并己之一份而交之，此同一路上之同一塌陷。

此则之要，在他对一句好意的回绝。缪公曰虞君不用子，故亡，非子罪也。这句话替他把责任推给了虞君，且出于新主之口，受之无损，且合于事实：虞之亡，本不由他。而他不受，随即把自己当年为何留在虞国说了一遍：明知虞君不用臣，臣诚私利禄爵，且留。他所认的不是亡国之责，是他明知而不去的那一段。

此之谓愧。愧与辩解之别，在所指者不同：辩解所争者他人加于我之名，愧所指者我自知之实。缪公所与者正是一个干净的名，他弃名而取实。凡肯说这一句的人，其后所言遂皆可信，故语三日而授之国政者，非以其口才，以他先说了这一句。

荐蹇叔一段，是同一副眼力用在旁人身上。他数蹇叔三次止他，三次皆验，遂断其贤。此断法极朴：不看其名，只看其言之屡中。而三次之中，他自己听了两次，第三次不听，遂及于难；这一层他也一并说出，未尝略去。凡举荐人者多称其才之美，独他所举者是自己不听那一次的账。

请粟一语，见其明不止于自省。夷吾得罪于君，其百姓何罪，此是把罪与人分开来数。与他自数其失同一副手法：责任之为物，须一层一层落到具体的人，落不到的地方就不该算进去。人于己常整片自宽，于人常整片加罪，二者其实是同一处不肯细分。

判其为升者。始段在虞，其明未尝无，所缺者是行：他看得见虞之将亡，而为禄位留下。中段为虏为媵，年已七十，位低至无可再低，而其明未动。末段自认、荐贤、请粟，三事皆出于同一副已经认过自己的眼。故其起，不起于秦人赎他的那一日，起于他自己说出私利禄爵四字的那一刻。

崤之败与其后一段，是全书自任其过最完整的一次。他所自任者有二：一曰孤违蹇叔，是认自己拒过谏；二曰不替孟明，是不把这笔账转到执行的人身上。后一件比前一件难：败军之将现成地摆在面前，把过错挂上去，最省事，且举国称快。他不挂，且立一篇文字，说令后世以记余过。与晋文公以志吾过一事同一手法：过之为物，最易随着事情过去而消散，故须给它一个不动的地方存着。

由余一事，与他一生所举对读，是同一双眼睛的两面。他所举之人，皆非其国之人：百里奚出于俘虏，蹇叔出于宋，由余出于戎。凡见他人之明而生悦，且欲与之共事者，谓之慕。慕之所以能一转而为忌，因慕里藏着一个从未说破的条件：他人之明须落在我可及之处。百里奚与蹇叔来时，其贤可为我用，故悦；由余来时，其贤属于敌，故同一样东西看上去就成了寡人之害。看见的是同一种贤，判然两样的，是他当时站在哪一边。

尤须细看者，他并未否认由余之贤，反而正因认其贤，才断定非去之不可。此与蔽之常态不同：常态之蔽是看不见，此处是看得极准而用之于反面。故明与其所生之事不可等同：见得准者，既可以举之，亦可以算之。本书凡例第二条所分之术与明，于此又得一证。

三良殉葬一节，是他自省之界。生前能把违蹇叔一事记入国书，死时却以百七十七人从。所记之过，界由他自己划：凡与其身之决断相关者，皆入其册；至于人之命是否可以随其身而尽，不在册内。凡自省者须防此一处：省得极诚，而所省之范围仍是自己给的。

判其为拱者，中段最高。始段拒谏而讥其年，末段忌贤而以人殉，两端皆低；中段自任其罪、存过于文，其明在全书诸君之上。至于霸不霸，《左传》与《史记》两处君子曰皆否之，《秦本纪》只承认遂霸西戎；本书不与此争，所纪者其明之起落而已。

襄公所守者，礼之名，非礼之所以立。不重伤、不禽二毛，其立也本有据：古者兵车之战，两军成列而后交，所争者胜负之名分，不至于灭人之国；礼之所以能行，正因当日之战不以灭国为的。楚人渡泓而来，其的已经是灭宋。前提既变，那套礼的效力随之而尽，而他仍守其文。

此之谓不明于理。俗与理之别，全在一问：这一条所以立，凭的是什么。凭的那件事还在，则其效自若；那件事已去，则纵举国共行，亦是空文。襄公不曾问过这一句，故他守的那几条，在盂之会救不了他，在泓之战也救不了他。

用鄫子于社与不忍再伤，相去不过三年，出于同一人。二事若各自看，一残一仁，判若两人；合看则是一件事：他所据者是一套现成的名目，此名目许他杀一个国君以祭神，也许他不追已伤之敌。名目之内，他一步不逾；名目之外，他一步不问。子鱼所驳最硬处，正在指出他所爱者与所为者自相打架：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。爱之为言，若只落在礼之条目上而不落在人身上，则用人为牲与不追伤者可以并存而不觉其怪。

犹有一层。后世论此人者，多以仁义许之或讥之，而仁义二字并不出现于《左传》泓之战本文。名目一旦立起，读史者遂在名目之内争其是非，而那个不曾被问的问题依然不被问。本书不取其名，只取其言：他自己说出来的四句，已经足够。

判其为降者。让国一事，其明在人之上：他量得出目夷之贤，且肯以国相让。及至会盟争霸，所据者自此只剩名分：以名分执一国之君为牲，以名分待将灭己之敌。始能量人之贤，终不能量事之实，其明自高而落，而位与名反在其后：泓败之次年他才死，死后犹有称之为霸者。

公之明，其所从生者，正是其无位之十九年。

出奔之时年四十三，反国之时六十二。此十九年中，彼非君，非嗣，非客卿，一逃亡之公子耳。逃亡者与在位者之别，在其所受之待遇皆真：卫不礼之，曹观其骈胁，郑弗纳，无一处经人整理而后至。在位者所见之天下则反是，凡入其目者，皆已有人先为之择。楚成王一语最中：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；民之情伪，尽知之矣。」此非称誉，是止战之理由；言之者又是其敌。全书惟此一处，一人何以能见，出于欲与之战者之口。

与齐桓公一则对读，则依之为病，其分界乃明。二公同为霸主，同有贤佐，而桓公之目在管仲一人之身，仲亡而目亡；文公之目则在其十九年，狐偃、赵衰、先轸更代而其目不改。是知借目与生目，其别不在所借者贤否，在其人自身曾否处于不得不看之地。桓公自公子而君，未尝有一日须以己之眼力换一餐之食；文公则十九年日日如此。故公之不依，非其德高于桓公也，是其履历不容其依。

此说有一个不甚舒服的推论：生目既以无位十九年为价，则此价不可自备。人不能为使己看得清而先安排自己失势二十年。故本书记此人，非以为法，止以纪此一物之价究竟几何。

退避三舍一事，可再进一层。许诺在楚，其时身无一寸之土；践诺在城濮，其时已为晋君而临大战。凡诺之难，不在许时，在境已变而仍践之。彼之所以肯践，非重其言也，是知一句话若可因势而废，则其人此后之言皆不足以使人预先动作。夫先动者所凭者，止是言耳。

然公之明有一处不及，其人即介之推。赏从亡者，凡有所求者皆得之，独不求者遗之。求与不求，本非功之大小，而赏之所行乃循求与不求。公之器能量已陈之功，不能量未陈之功。及其求之不获，乃以绵上为之田，曰「以志吾过」。此一句救之：其明未及于其时，而及于其后。凡能自记其过者，其明尚在动。

庄王之明，全在胜后。凡胜者，手里握着最强的一份证据；证据愈强，则此证之外的东西愈不易被想起。潘党所请，正是常人于胜后所欲：把这一战立成一件可以传给子孙的东西。庄王答之以七德，逐条自数，而结论是我无一焉。夫刚刚打赢的人，肯当众把自己所无者数一遍，此非谦辞，是他真去数了。

此则取敬，与管仲一则相对照。管仲于其手所建之制度自言其隙，庄王于其身所恃之武功自数其所无。二者同是于己所不能及处不佯称能及，所异者，管仲所限者物，庄王所限者力。力比物更难限：物在身外，指其隙不损于己；力在身内，说其无者，说的就是自己。

「吾未之闻也」五字，比复封陈之举更可看。他先认自己没有听过这层道理，而后改；听懂与否，犹在其次。凡认得己之未闻者，其耳尚开；凡以为该听的都听过了的，纵有申叔时立于其侧，那句话也进不去。本书所记之蔽，多起于此一处：耳先关，而后眼始盲。

围宋一段最见分寸。他不称宋人之苦为可怜，也不据之以为其必降，只把己军之二日粮与对方之易子而食并列。他者与我，非一，亦非全异：宋之绝境不因楚之绝境而减，楚之绝境亦不因宋之更惨而免。得其分寸者，遂知此城即使可下，所下者亦是两败之城。

判其为升者，以问鼎之年为其始段。当日他所问者是鼎之轻重，其实所问者是自己的力够不够重；王孙满答以在德不在鼎，其问遂止。此后每一次全胜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都是自数所无。始于以力量人，终于以己所无量己，故其形为升。

更币一段最堪细看。他所问者非其令之善否，是「如此几何顷乎」。凡下令者，其自然之问是这条令对不对；他先问的，是那些人在这条令底下已经站了多久。得答三月，即曰罢，吾今令之复矣。三月是一个可以数的东西，可数即可称量，故其令之废不待辩论。

此之谓类比。类比之难全在分寸：他者与我，非一，亦非全异。庳车一事，其分寸见得最细。王欲民高其车，最直之法是下一道令。相不用，其理由是令数下，民不知所从。此语所推者，正是一个受令者身上会有的东西：号令接连而来，人便无所措手足。既推及此，他遂不加令于人，只把闾里之梱升高：梱高则车不得不高，而民自高之。使人自为与令人为之，其果虽同，所经者异。

与赵括一则对读。赵括所不能推者，自书至事；白起所不能推者，自己及人；此人所推及者，是受其令之人。三则同出一词，而所推之两端各异。犹有一层可辨：赵括与白起之类比皆试于大事，一在一部兵书，一在四十万人之降；此人之类比试于市与车之间，无一处可称大。凡大事之前肯推及他人者，其平日必已推惯，故类比之验多在细处。

邲之役是其所偏。他所举以谏者，是己师入陈入郑之已疲。这副眼力与其王在围宋之日所用者同出一处：庄王以我军亦有二日粮量宋人之困，此人以昔岁入陈今兹入郑量楚师之力。所异者，庄王之量兼及两端，此人之量止于己之一端，敌之可胜与否，其言不及。王从伍参而北，其请遂废，而楚终胜。凡例第四于此须两面用：楚之胜不足以证伍参所见为是，亦不足以证此人所见为非；所可断者，止是他那一次所量者只有半边。

属子见优孟一节，是其类比之最后一用，所推者己之身后。他知其子必贫，知其贫由己之所行而来，且知一句话落在什么人手里还有分量。凡预为其后者，多留田宅金帛；此人所留者是一处关系，以其量得出关系比物更耐久。四百户果自优孟之口出，去其死已有年矣。

判其为平者。三得相而不喜，三去相而不悔，其位三上三下，而其所用之尺不见其变：在市则问民受之几时，在车则问令数下之为害，在军则量己师之已疲，及其将死，又量己子之必贫。凡例第四所分之位与明，于此人身上分得最干净：位动而明不动，故形平。

子产之明，二十二年不见起落，故形平。然平非静：郑介晋楚之间，其境之变无岁不有，而其判不随之动。前有蔺相如之平，其平在每事先量所不能；此人之平在别处，在他所据以判事的根据，本就不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。

不毁乡校一段，是全书论相依最正之一处，且与吴起一则恰成反面。吴起不认相依，欲并己身纳入可算之内；子产则反是，把一件本可以随手关掉的东西专门留着，理由说得极明白：所善者行之，所恶者改之，是吾师也。夫毁乡校所能塞者，是人之口；人之口一塞，所塞者其实是自己的耳。所失非议论，是消息。

「不闻作威以防怨」之下尚有更狠的一层，即防川之喻。他所争者非仁与不仁，是水之必至。怨如水，可小决使道，不可大防；大防之溃，其伤必多而不可救。是把一件读来像德行的事，说成了一件工程上的事。凡以德解此段者，皆低看了子产。

铸刑书之答，是全书论明之限最裸露的一句。叔向所虑者二百年后之乱，其虑未必不确；子产不与之辩，只答一句：吾不才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。夫认得自己这一副判断的射程只到本世，与认得自己在某一域不能及（管仲之敬）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向：一在空间，一在时间。凡不能划出射程而仍下判者，其判虽中，亦是侥幸。

临终之言复有一转。宽难，故授其继者以猛：他知道自己所行之法与自己这个人分不开，换一个人行同一套法，未必得同一个结果。管仲之明外化为制度而行百余年，子产则明说制度离了人不能自行。二说并存于本书而不相消：制度可以离人而存，却不能离人而善。

踊贵屦贱四字，是全书论忿最省力之一处。踊者，刖足之人所著；屦者，常人之履。踊贵而屦贱，是市上买假脚的人已多过买鞋的人。景公所问者物价，婴所答者亦物价，其间无一字及于君之残、刑之滥。而公为是省于刑。夫使一君自减其刑，最难之处在他须先承认此事由己而起；婴把这一步整个绕过去了：他所陈者是一条可以查证的比价，非一项指控，故受之者不必先低头，即可动手。

与伍子胥一则相对照。子胥之忿起于楚平王亲手所施，其起点站得住，而其对象死后，忿犹不肯尽，遂由德性之事转为眼力之事，占去了本当用以观己身处境之注意力。婴之忿则自始不落在任何一人身上，故无对象可以耗尽，亦无一人须与之相持。二者之别不在忿之有无，在其所指：指于人者，其忿之寿命系于那个人；指于结构者，其忿可与一副眼力共存数十年而不相妨。

崔氏门外一段，是同一手法用在最难之处。当日现成之路有二：死之，谓之忠；行之，谓之自全。婴两皆不取，其所以者，是他先问了一个更前面的问题：此君所为何而死。既断其为己而死，则死之与亡之皆无所系。此与踊贵屦贱同一转法：把一个关于某人之问，换成一个关于那个位置之问。而须一并看清者，判其位甚冷，哭其人甚尽：枕尸股而哭，三踊而出，一礼不缺。二事并行不悖，以其本在两层。至于崔杼之舍之，其言亦是一笔算：民之望也，舍之，得民。杀君之人尚且要算他在民间的分量，可见那分量之实。

和与同之辩，与子产不毁乡校恰是一事之两面。子产所守者路：把一件本可随手关掉的东西专留着，以其所塞者是自己之耳。婴所攻者悦：君之左右并未关闭，唯君于应声之中得一种舒服，久之遂只剩应声。故君之蔽两头可成，一头在路断，一头在耳只肯受同一个音。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，此语所指者非梁丘据之为人，是那一种舒服本身。

判其为平者。历三世而其尺不见其变：于弑君之日量位，于问价之日量刑，于论和之日量君所受之消息，于对叔向之日量一国百年之后。位亦无大起落，其辞邶殿六十邑，自言吾邑不足欲，是他自己不肯使之起落。至于「齐其为陈氏矣」一言，验于其死后百余年，与屈原一则同型：凡例第四保住了这一判，所保者是他所见之真，非其所见之有用。而婴与原犹有一异：原之三事皆无着落，婴则踊贵屦贱一言即见于当日之刑。故同是平，一平于全无所着，一平于半着半不着。

犹有一层须记。忿指于结构者，其明可久，其身亦安。二者同出一法：不指名，则无人与之为敌。故不可据其身之安以疑其明，亦不可据其明之久以许此法为一无所费。婴事三世，其一世之君死于崔杼之手，而崔杼终其身在齐为政，本书所据者止于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其间婴曾否与之相争，无文可考。

子胥之明，中段深陷，末段回升，谷形也。

鞭尸一段，全书最明之一次忿退为怒。其所指者，一已死之人之尸耳，退至于尽头。

忿之再见也，与晏婴一则相对照。婴之忿自始不落在任何一人身上：踊贵屦贱四字所指者一条比价，受之者不必先低头即可动手，故其忿无对象可以耗尽。子胥之忿则自始有一个具体的人，其人已死而忿不肯随之尽。二人之别不在忿之厚薄，在其所指：指于结构者，可与一副眼力共存数十年而不相妨；指于人者，其寿命本系于那个人，人尽而犹存，则所存者已非其初。

夫忿之为物，指向制度与结构则守得住明，指向具体某人则易退为怒，以其中掺一分「我较彼清醒」之自得也。然此不可一概论：楚平王亲手杀其父兄，是一人实实在在所施之遮蔽，忿指于彼并不为错。子胥此忿，自起点言之，站得住。而彼终于垮矣，故其病不在此。

病在时限。忿本对一条件而发：条件在，忿有其位；条件已去而忿仍在，则其性已变。楚平王早死，彼所掘而鞭者一尸耳，是时其忿已无对象，惟余其自身。夫欲之固着于一物而不复朝向明者，依也；子胥所固着者，即其忿之本身。依之三见也，与齐桓公一则相对照：公所交出者判断之内容，托之于一活人；子胥所交出者欲之去向，托之于一份已无对象之忿。所托者一在人一在己，而其失同：判之权不复在己。故曰：一正当之忿若不肯随对象同尽，便自德性之事转为眼力之事，其始占用本当用以观他处之注意力。后来彼不见己在朝中之处境，根子在此，二者原非两事。

尚有一层更难言者。其自言曰：「吾日莫途远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。」是彼自知其反行也。此既非被蒙其目，亦非自以为见得比谁都清。明见此路之所向而仍行之，此另一物也，此书姑名之曰清醒的自毁。其难于蔽者，以凡对治蔽之法皆指望人一见即转，而彼早已见。

孙子之明，无起落可纪，故其形为平。全书之人，惟此人一出场即已成形，而后不复移。

吴宫教战一段，人多读作立威，其实所立者非威，是令之可验性。凡令，未有人为之付出代价之前，皆止是言语。孙子所择以证之者，正是王之所最不欲失者二人：验之于贱者，则所验之令只在贱者身上成立；验之于王之爱姬，其令乃在全军之上成立。此一择，非残忍之事，是知一条规则的效力止于它所曾穿透的最高一层。

阖庐一节尤可玩。彼尽观十三篇，且能称其善；及其成，则曰「寡人不愿下观」。此人所欲者是那支军队，所不肯看者是那支军队之所由成。孙子应之曰「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」，断得极准：言与实之间隔着代价，肯付其价者方为用之。然阖庐终以之为将，则其蔽止在一时之一事，非终身。本书记蔽，须辨其所及之广狭，不可以一处之蔽概其人。

此人于本书之要，全在其书之两句并立。一曰「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」，是理之极致：凡可辨认者尽辨认之。一曰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」，是玄之明言：所建之法，其对象本身无定形，故法不能自足。二句同出一人之手，一书之内，此即明之二面同在一处。凡有一而无其二者，本书不谓之明：只有前句，是商鞅；只有后句，是不学而托于玄妙者。

此处更有一层，须与赵括一则合看。赵括所诵之兵书，即以《孙子》为首，而「兵无常势」四字正在其中。夫一部完备之学落在三种人手里，遂成三物：在作者手中，是一套法加一句关于法之边界的话；在信之至笃者手中，只剩那套法，边界之言被读成谦辞；在拒之者手中，则连法亦不取。赵括所犯之误，其解药早已印在他所背诵之书页上，而他背过去了。是知一部书能否救人，不在书中有无那一句，在读者是否肯把那一句当作与其余各句同等之律令。

术与明本不相为用，此书凡例已言之。孙子是二者并高之一例，故不可据以为常。凡例所禁者，是以术之高低推明之高低；至于二者偶然并高，其证不在术，在他肯写下那一句限制自己之言。

「以不听子故至于此」八字，读来最像一句认。所认者非天不助我，非将士不用命，是他自己在出兵之前把一句话推开了。全书诸君，一败即能指出自己那一步在哪里的，不过数人。故此语之重，不在其低头，在其定位之准。

然则此语是愧，是悔？本书释名分之甚严：愧自内起而指向己之所为，不待境之翻转；悔者，境遇翻转所催出之苦，其所指为己之所遭。二者外形几乎无别，其分辨之法只有一个，即看境遇复翻之日它还在不在。勾践之语出于会稽山上，五千人之围，境已翻至极处。二十二年之后，境复翻回来了：吴灭，越霸，诸侯毕贺。而那一句所指的东西，此时全无踪迹。范蠡去，文种死，二人正是当年他所不听而后所倚者。故此语是悔，虽已及于自认，其根仍在境。

尝胆一事最见其所存与所不存。悬胆于坐，日日仰之，是他深知一件事若不给它一个不动的地方，便会随日子过去而消散。这一层的通透，全书唯秦穆公一人可与之并列：穆公封崤中之尸，作《秦誓》，令后世以记余过。所异者，二人给了不同的东西一个位置。穆公所存者己之过，其物向内；勾践所存者会稽之辱，其物向外。辱系于他人之目，故解之之法亦在外：灭吴而目尽，辱与之俱尽。及吴既灭，那只胆便再无所悬，而当初真使他至于会稽的那一件，即「吾已决之矣」五字，二十年中未尝有过一日的位置。

此则于辱逼出一问。辱之常途有二：目返于己而观其所为，则转为愧；观其位，则止于自封。勾践两者皆不取，其目一日未尝返于己，只管指向那道目光的来处，二十二年而尽毁之。是知辱之去处不止返身之两途，尚有第三：不返，而以术竟之。此路之效与自封同，皆使那个位不复受检；其机则异，自封者认其位为已定，勾践则不认而击之。本书记其在此，不于书内调和。

以此可校李斯一则。斯临刑思牵黄犬出上蔡东门，其悔至矣，而终不及于自认：所指者是他一生所走之路太险，非他当年立念之误。勾践之悔比斯多走一步，已及于自认。然多走一步仍是悔：一及境翻，即无所留。二则并观，可见悔之两种败法，一在不及自认，一在虽及自认而不能出境。愧则自始与境无关：百里奚受赦于新主，境方转好，无人责之，而他却之，自言留虞者私利禄爵。三则同为一人说自己的不是，其所待之条件全不相同。

判其为拱者，中段最高。始段一言而废谏，其明至低。中段自会稽至灭吴二十二年，是全书持一判断最久之例：黄池之后肯与吴平，居四年而后动，围之三年而后克。凡能待者，须于举国以为可取之日按住不取，其难与临阵决断不同类。末段则复归于始：夫差请成，他自己欲许，赖范蠡鼓兵而后止；及事定，能用其人者去，不能去者死。故其形为拱，而两端所低者是同一处：凡遇当断之际，他所据者是当下之不忍或当下之已决，皆非其所见。

蠡之明，一路上升，收于全书最高处。

其难岂在见危哉？文种亦见之矣，蠡未寄书之前，种未必不知越王为何等人。所难者，在功业最盛之一日即始计离场耳。夫人在顶点上最不信顶点会过去，愈是刚被证明判断无误，愈欲再赌一次。蠡于灭吴之日即去，所用者同一副判断力，特此一次所判者，己之处境耳。

同样见之，一去一留，明与不明分于此一举。

此处须小心，易与凡例第四相撞。凡例第四曰不以成败断明，而文种确实死矣。然此处所断者非成败也：种若已上路而遇盗于途，其明分毫不减；其病在见之而不动，不在动之而不成。所断者，彼与己之判断之间的关系，非彼与结果之间的关系。此二者必须分开，否则整书将滑回以成败论人。

分开之后，真问题乃出：明究竟是一种看见，还是一件做出来的事？若只算看见，则蠡与种在那一年当算旗鼓相当，读史者不肯首肯。若将做算入，则蠡之高，在于其对己身之处境用了与对吴国相同之判断力，而种未用。夫于一有得选之人而言，见之而止于其地，此见尚未成其自身之物。

至于蠡后半生三徙、三致千金而又几度散尽，安之状也。安非不复动作，是动作之中不复有非做不可之紧迫。彼仍旧做事，特其事不复有人能持之以要挟耳。

会稽之对，是全书判断力最不受境所动之一处。当日越已亡其国之实，其君所问者「吾终于此乎」，问的是自己完了没有。种所答者不是宽解之辞：他举汤、文王、重耳、小白四人，四人皆有一段身在囚系或出奔之日，而其后皆起。四例既列，则今日之困非一种前所未见之物，遂可入于可推之类。此判后来验了。

犹有一层可看。四人之中有重耳，而本书正有晋文公一则。种所取于重耳者，是他出奔之后终于反国为霸，即境之翻转；本书所记者，是那十九年在外之无位，生出了他后来的一双眼。同一段事，一读其运，一读其目。种读运不读目，此非小别：读运者所得之结论是等，读目者所得之结论是这段日子在改造这个人。种在会稽所用者是前一种读法，而那一种读法对他自己一生并无所指示。

范蠡自陈兵甲不如、填抚不如，是两人相知之实。慕之再见也，与秦穆公一则相对照：穆公之慕有一不言之限，他人之明须落在我可及之处，故由余之贤既属于敌国，同一样东西即成寡人之害；种之慕不限于人，限于用处。种之慕是真的，其验在他见书之后果然称病不朝：他信了。所信者是范蠡对越王其人之判，此判本在范蠡素所不长之域，而他仍信之，可见其慕不以专长为界。然其慕有另一种界，界在用处：他把这一封信当作一件朝中之事来处置，处置之器是称病。称病者，术也。他一生所倚者七术，及于最后一件他所遇之事，其手仍伸向那一格。以术答一判断，二者不在一层：术所能改者是他人看他之状，判断所指者是他自身之处境，处境不因人不见他而改。

范蠡一则断其见之而不动。此则须补一层：他动了，所动者是一术。此二说不相消，反相足。凡见之而全然不动者，其人多是不信；种则信矣，而信之所出仍是他惯用的那一格。故明之败，未必败于不信，亦可败于信之而无处安放。人手里有几件器，遇事便只在那几件里找；判断若不属于任何一件，便被磨成最近的那一件。

死之一节，与白起可对读而不可等同。二人同受赐剑，同当其君之疑。白起于此际自问其罪，且自答之，其明由此进一层。种之死，本传止书遂自杀，其间无一语传世。本书不代为之辞，只记所据者止此。而越王赐剑之辞极堪细看：他所数者非罪，是术之余数。七术用其三而吴败，其四无所施，遂由功之凭据转为疑之凭据。凡以术自立者，其所积之器愈多，则待事平之日，那一堆器本身即是一件须解释之物。

判其为降者，所降非位。称病之日其位犹在，其死非因失位。所降者是他所用之尺：会稽之日他量的是一国之势，且量得极准；灭吴之日他量的是吴之骄与越之力，仍准；及范蠡以一判断置于其手，此判断所量者正是他自己，而他未曾接过来量一遍，只把它转成了一个可以施行的动作。凡例第四于此须守住：种之死不入此判。使他弃官上路而遇盗死于途，其明分毫不减；所断者，是他与那一份已经到手的判断之间的关系。

悝之可考者三事：一账，一法，一尺。三事同出一法，皆是把一件本来只能凭印象说的事，改成可以逐条核对的东西。

那笔五口之家的账最见其法。农夫常困，人所共知，而所以困者，向来归之于惰、于命、于岁。悝不问这些，只把一年的进项出项逐条列出：收百五十石，税去十五，食去九十，祠去三百钱，衣去千五百钱，末了得一个数，不足四百五十。这个数一出，常困二字就不复是德行之评，是一笔算得出的缺口。且他还留着一句：疾病死丧与上之赋敛尚不在内。凡肯把自家这笔账的未尽处也写出来的人，其算可信。

理之三见也，与宋襄公、赵武灵王二则相对照。襄公守礼之名而不问其所以立，是不及于理；武灵王破一俗而国强，遂以为凡俗皆可破，是持理而不知其界；悝之所出者则止于可核之目：五视是五条看人的目，非五条断人的语；平籴是一条随岁上下的数，非一句贵贱皆当抑。理之得其分寸，全在这个止字上。

论相一段，是本书所记最奇之一处。一个人被君主逼问谁可为相，答的却是怎样看一个人。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」，此语之要不在谦。他所交出者是判断之具，非判断之果。果只用得一次，且用毕即随其人而去；具则文侯可以自用，翟璜可以自量，后人亦可取而用之。子产一则言相依，谓专留议己之路以保入耳之消息，所保者途；悝所出者具。途者，己之明所赖以不断；具者，他人之明所赖以起。二者同源而所及有远近。

翟璜一段当与论相并读。璜以其所进五人自负，悝不驳其数，只把那把尺当面用了一遍：所进者五人，君皆臣之；成子所得者三人，君皆师之。同一个举字，而所举者之位不同。此正是五视中「达视其所举」之实例，且是当着被量者的面量的。凡出一尺而不敢以之量眼前之人者，其尺是饰。

末一事与下则相接。文侯问吴起，悝所对者两句：贪而好色，用兵则司马穰苴不能过。术与其人，分而两言，一句之内两不相掩。本书凡例第二条所立之分，此处是最早的一次明说，且说者并未因其贪而废其将，亦未因其能而讳其贪。

类比一层尚须补一句。那笔五口之家的账，是把自己放进那户人家里算了一遍，与孙叔敖推及受令者同类。所异者，叔敖所推者一时一地之不便，出于设想；悝所推者一个阶层终岁之缺口，出于计算。设想所不能及之远处，账能及。类比之难全在分寸，而一笔可以逐项复核的账，是本书所见把分寸交给外物去定的头一个法子。

然则何以判其形为平？史于此人所记至薄，行止几不可考，所存者两政一议而已。本书不以无据处补形，故三段皆取其可考之三事，判其相去不远而止。

起之明，一路向下。全书术最高而明最低者三人，彼居其首。

其病非不能见。「在德不在险」一语，两千年来论国之所以固者莫能过之，此见之至确者也。所不能者，用之于己耳。夫人之判断力可以只朝外开：所论者国，则句句中的；所论者己与其所亲者，则一字不发。此非愚也，是从未将那一副眼力转向此处。

吮疽一段最须细读。此举若出于爱，则为全书至美之事；而卒母之哭已经为之定案：此一吮，与其军令、其阵法、其粮道同类，皆所以使人赴死之具耳。是知术可以精到仿造情之形，而所仿者终非其物。旁观者不能辨，惟受之者之母能辨，以其已验过一次也。

然则其根何在？在其不认相依。人之展开条件，注意力、消息、可用之资，本由他人之展开所给定，此非人之缺陷，是人之实情。起于此实情，知其一半而不知其一半：他人之于我为可用之条件，彼知之至熟；我之于他人亦为条件，且我之所是本由此织成，彼终身不认。故其待妻、待母、待卒，皆如待器。

至于王尸一节，此书所记之最奇者。其将死之顷，尚能算出：伏于王尸，则杀我者必并中王尸，而并中王尸者必族。夫人至死而其推算不衰，可谓术之极矣。而其所推算者，乃如何以己之尸偿其仇。凡物皆可用之人，最后所余可用之物，惟其身耳。

末有一层，此书不敢略过。起所以能行此者，非其无所感也，是其将所感一概纳入可算之内。凡能把自己也算进去之人，其算无一处漏洞，而其人已不在其算之外。判断力至此，已不复为明，惟余其形。夫明之为明，须有一处是不肯拿来计算的；那一处何在，此书不能代人指定，然其有无，一望可辨。

涓之可考者三事：知人、刑人、死于所刑之人。而三事之根只在第一事。

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」，此语在本传里是因，非其背景。夫肯认另一人强于己，这本是真的看见：所量者他人之能，亦兼量己之所止，两边都要看准才说得出口。全书之中，能出此语者不多。秦穆公亦然，闻由余之贤，第一句是「孤闻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」，那也是看准了的。

见既同，而去处相反。释名曰慕与妒同起于他人之明，其分不在所见者之高下，在看的人当时站在何处。穆公站在举国之上，他人之明可以移来己用，故其见转出慕，其忌贤在同时，故本书判其形为拱；涓站在同一职位之上，他人之明一入于魏，即是自己那个位置的另一个人选，故其见转出妒。

然涓之妒，有一处比廉颇者更险。颇初妒相如而终慕之，其妒可转，以其所争者尚在明处：相如之言一至，颇即见己之所争者小。涓之妒不可转，以其起处正是他自己那一句准确的自量。凡蔽起于误者，一验即破；起于确者，无从验起。他不曾看错任何东西，只是把看对的那件事拿去喂了另一样东西。本书所谓蔽非无知，此其至显之一例。

召之者己，尤当细看。孙膑之来，非魏之所征，非齐之所遣，是涓亲遣人去请的。先请来，后惧其贤，再刑之，三步之间无一步是被逼的。凡妒者常自造其所妒之境，非境自来。

减灶一段，本书孙膑一则已从设局者一面记之，此从入局者一面再记一过。三日之灶，所验者非齐军之实，是涓心中早已写定的一句「齐号为怯」。夫凡新至之消息只用来印证旧信而不用来更改旧信者，此之谓傲：以为己已尽见所当见者。他弃其步军、倍日并行，正是一个自以为已经看完了的人才敢做的事。商鞅一则亦言傲，而彼之傲起于其判断被反复验证，涓之傲则起于一读之未经验证。二者所恃不同，所拆者同：皆自手拆去了尚可翻案之途。

太子申一段，本传之外别有一层可看。徐子把胜负两面替他算尽：胜则富不过有魏，败则万世无魏，故此战无论如何不当打。太子听懂了，想还而不得还，其御一语即塞其路，「将出而还，与北同」。一支军队之内，主将困于其妒，上将军困于其位，二人各有一处退不回来，而所困者不同物。凡兵事之败，人皆求之于算，此一役之败先在无人能退。

末一语最堪并读。自刭之顷，他所算者仍是这一死于他人为何等之得。白起举剑而问天，良久乃自寻其罪；涓则一语不及己。孙膑一则已断之矣，此不复。

膑之形为谷，而谷之底不在受刑之日，在受召之日。

刖足黥面，人所加也，非其明之降。其明真降之一刻，是应召赴魏之一刻。彼一生所长在算：算马之次序，算敌之所必救，算敌之所自负，算敌暮至某树之下，无一不中。独此一算不中，而所算者是与他同席受业之人。

何以不中？术之为物，有一个不写出来的前提：所算之对方趋利。凡趋利者，其行皆可推，故减灶之计可行，围魏之计可行，三驷之计亦可行。庞涓之妒则不趋利。使孙膑留魏为其属，庞涓所得实多；刖之黥之，庞涓一无所获，且树一必报之敌于天下。此举于利为负，故凡以利为模者，算之必不中。此即本书凡例第二条之实证：术与明异，二者不相为用。术之极致处，正有一块术自身照不到的地方。

与廉颇一则合看，则妒之为物益明。廉颇初妒相如而终慕之，其妒可转，以其人尚肯量己之所争。庞涓之妒不可转，故必去其所妒之人而后已。同一物起于二人，一为可解之结，一为致命之刀。孙膑之器能量前者，不能量后者，而他先遇上的偏是后者。

三事皆纯术，而其共处极显：赛马者不增一马之力，围魏者不增一卒之众，减灶者不减一名之亡。所改者止是次序、所向与敌之所信。术不生实力，只调实力之置。凡欲以术补明之不足者，当先记此一句：调置之能再高，所调之物仍是本来那些。

末言庞涓临刑一语，与白起一则可对读。白起举剑问天而不得其罪，良久乃自寻其罪而认之；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其口所出者却是「遂成竖子之名」。一人向内寻其所当负者，一人向外记他人之所得。二人同为名将，同死于非命，同有一刻可以自判，而其所判之向相反。本书论明，至此已可下一断：一生所积之判断力，末了用在谁身上，是明与不明最后一道分界。

膑之末段，本书无文可据。史止于「名显天下，世传其兵法」，此后行止不载。故其形之末段，所据者止是马陵一役，非其余生。本书不以无据处补形，记其阙于此。

鞅之明，一路向下，落点在全书最低之列。

变法之初，彼犹能就事论事，与甘龙、杜挚正面辩于孝公之前，是其明最高之时。此后每成功一次便更确信一分，反对之声在彼处，自值得回应之意见变为需要压服之阻力。至赵良来劝，已不能受任何言矣。

此书所谓傲，岂自负之谓哉？虚妄的确定耳：以为己已尽见所当见者。傲之所以为傲，以其否认一件对谁都成立之事：人对世界之认识，无论何等之好，总归只是一部分。鞅之判断被反复验证，秦国确实强矣；而正是那些被验证之判断，使其不复检查尚有何者未见。是知被证实的正确，乃通向傲最短之一路。

蔽之机制，于其身走完整整一圈。黥公子虔、树敌满朝、以刑立威，每一步皆在削减尚肯对其言真者之数；人愈少则所入之消息愈单一，消息愈单一则愈确信己之尽见。赵良几为最后一人，而彼连此一人亦不听。非不能受理也，是彼自手拆尽送理而入之途。

关下一夜，此则之眼也。彼为己所立之法拒于门外。其法本无错，所错者，彼从未想过己亦有立于门外之一日。

管仲一则亦建制度，且其所建者行之百余年，久于秦法。而仲临终自言其所建有一处不能及，鞅则终身以其所建为无隙。二人之术相若，明之高下正分于此一点：一个说得出自己的作品在哪里管不着，一个说不出。

故此则所讲者非性情，作品也。夫人可以亲手建造日后遮蔽己身之结构。其所设计之秦国，一高效之战争机器，同时是一将异议筛尽之机器，而彼自身即住于其中。分权制衡之为老话，向来视作保护被统治者之规矩，读至此则当倒过来看一遍：其所保护之第一人，乃握权最久者。鞅于二千三百年前，将此语反着证明了一次。

仪之形为谷，其谷底不在受笞之日，在伐蜀之议。

受笞一段，是本书论辱最异之一处。楚相门下疑其盗璧，掠笞数百，其妻名之曰辱，此名不误：因他人之目而生之苦，所指者己在他人眼中之位，正是辱之所以为辱。而仪之所答不落在这个位上。他不辩己非盗，不认己之寒微，只问一物尚在与否：视吾舌尚在不？

释名于辱只列常途二：目返于己而观其所为，则转为愧；观其位，则止于自封。仪之目返回来了，而所观者非其位，亦非其所为，是其所恃以立身之具。舌在则足，余者皆可弃。此一途利害各半。其利在他真的不曾自封，受笞至数百而其人未损一分，全书之中能于此等处不曲者不多。其害则十余年之后见之：一日之笞，他记了十年，末了以一纸檄文偿之于一国之城。是知那一日的辱并未消，只是没有落在他自己身上，改落在别处等着。勾践之辱二十二年而后毁其来处，廉颇之辱当日发为怒，仪之辱则先寄存于其所恃之具，而后择时外指。三人之目皆不曾返观自己的所为，其法各异，其效则同：那个被人看见的位，终身不曾受过一次检。此为本书论辱所遇之第三种走法，书末赘言并记之。

伐蜀之议，其谷底也。仪请出兵三川、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司马错请先取蜀，二策相持于惠王之前，王用错，事后验之，错是而仪非。此处最须说清。本书凡例第四条曰明不待果而立，见之而人不用，明自若也；然此条所护者是被否而其判自若之人，非被否而其判确误之人。二者之别不在人用与不用，在那一判本身经不经得起验。仪之所争者名：天子之名尚在，故挟之可以令天下。错之所指者实：蜀之地可耕，蜀之财可用，取之而天下不以为暴。名之所以能令人，凭的是那件事还在；周室之实已去，其名遂只是一件空器。宋襄公一则问过同一句话而未答，仪则答错了。彼一生所恃者言，而言之为物，最易使人以为名即是实。

自赎一段，其末段之复起也。武王恶之，群臣毁之，诸侯畔衡，此时无一人可托。他不辩，不逃，反把自己算作局中一子：以己之为齐所恶者为饵，送入梁，引齐伐梁，而秦得其间；计成之后，又亲手遣人拆了这个局，使齐解兵，己乃安于魏。术之至者能算及己身，而算及己身仍不为其算所吞者，全书惟此一人。吴起亦并己身纳入可算之内，然起所算者如何以己之尸偿其仇，算成而人已尽；仪所算者如何使己之身仍在局外，算成而人自若。二人同以己为可用之物，而一者用尽，一者用而复收。

然则二人之别何在？在其各自留下的那一处不肯算的东西。起无之，故并其身而用之。仪有之，即那条舌。他自笞下所验者是它，一生所守者是它，末了自赎所用者仍是它。所恃者狭至一物，其明遂亦止于一物之所能及：凡言语所能移之事，他无不能；凡言语所不能移之事，如蜀之地力，如周室之已空，他便看不见了。

其形拱，而拱之高处与其落处，出于同一副能力。

胡服之议，是全书论理最显之一例。众所争者，衣冠之为夷为夏；王所答者只一句：服所以便用，礼所以便事。夫一物之用与其名本是二事，而俗常合之。能于举国皆合之处将其分开，且分得清清楚楚，此非胆气之事，是眼力之事。使其所恃止于胆气，则公子成一辞已足以塞之。理之再见也，与宋襄公一则正相对照：襄公守一俗而不问其所以立，王破一俗而亦不问其所以立，二人所缺者同是那一问。所以一成一败者，王所破之俗恰好已无所据，襄公所守之礼恰好已失其前提；使易地而处，其法一样会落空。

入秦一段可与此并观。既欲袭秦，则先自往观其地形，不取于间者之口，亦不取于朝议。夫所据之实必自验，与所行之法必便用，本是同一条：凡受之于人而未曾自验者，皆不足以为断之根。

然其亡正出于此。传位于少子而自任兵事，古无此制；此制之所以敢立，正因他已经破过一次更大的俗，且破得极成。破一俗而国以强，则其人所得之教训，往往不是「此一俗当破」，是「凡俗皆可破」。及怜长子而欲分国，用的仍是同一手：名分亦俗耳，何不可动。

而此处所动者非俗，是理。名分定则争止，名分不定则争起，此非郑卫之习，是凡有继嗣之处皆然者。他一生所长在能分辨何者为用、何者为名，独于此一件，把一条承重之理认作了一层可去之饰。能破俗者之险全在于此：他手里那把刀极准，而刀不能自己告诉他哪一处是承重的。

尚有一层可与书外相通。凡明与蔽同出一源者，不能损其蔽而全其明，取其一必并得其一。此人向外破夷夏之别而强其国，向内破嫡庶之分而毁其身，是同一副破俗之能两出，非二病也。故本书之五形，皆以明为一线而纪其起落；至此则一线不足以画之，拱之形足以纪其外，不足以纪其内。

少时那两问，是全书论少年之明最显之一例。五月子不利其父母，此俗说也。他不辩自己的命是凶是吉，径问那一句话预设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：命若受之于天，则户之高下无与焉；命若受之于户，则户可加高，那话自己就把自己解掉了。一句加于己身的断语，他先问它凭什么，而不问它说得好不好听。诘父之问亦然：一层一层推到「不能知也」，那是他父亲亲口说出的界，界既在此，则四十年之积财与门下之无一贤者，孰为可久，不待他再说。

而暮年过赵，所遇者亦是一句加于己身的断语。赵人笑其眇小，此语之份量，比之五月子之说更轻。少年时他称过一句俗说的斤两，此时他不称，只问怎样使说话的人不再说。数百人死于一笑，一县灭于一怒。同一种能力，同一类对象，一在其始，一在其终，故本书判其为降。判降者非其位：薛公之位终身未失，其降在于那副称量之具，他后来不再拿出来用。

类比之三见也，与白起、赵括二则相对照。白起之类比不及于人，赵括之类比不及于事，而文之类比推得极远，独不及于近。子之子推至玄孙之孙，庇所营至六万余家，其所推者尽在时间之远与门户之广，而所推之物自始至终是己之所属。四十年间他从未把那副推力掉转过来，对准眼前一个笑他的人。故三人所缺者非同一处：二人是推不出去，他是推得出去而不肯往近处推。

蔽正长在明上。少年之明，其用处在替自己解一道加于己身的命；此后所营之士、所积之家，用处亦在替自己造一处不受人加的地方。同一个方向愈走愈远，那副眼力遂只认得远处的己，认不得近处的人。至于其终，诸子争立，齐、魏共灭薛，六万余家一朝而散：一处只为庇一人而设的所在，其人既没，无人再肯为它留一分。

秦之明一路向上，而其上升所循者一条与本书他则皆异之路：他把自己看得越来越准，却从未把那份准确用来认下一件自己的事。

发端在雒阳受笑之日。史书四字：闻之而惭，自伤。惭者，愧之端也，见己之所失而心动。而其下一句是「乃闭室不出，出其书遍观之」。此一转最当细看。愧之为物，所指者己之所为；他所动之心是真的，而心一动即转向书，转向揣摩之术。所失者何，那一问始终没有问出口。故此则之取词为愧，所记者却是愧之未成。

愧之三见也，与百里奚、白起二则相对照。奚之所却者，是新主替他备好的一句开脱，虞君不用子故亡，非子罪也；他不受，自言留虞者为禄爵，罪在己。起之所却者，是使者所加之名；他不受，良久而自寻其罪，所寻得者非秦王所以杀之之罪。二人皆当着一个现成的解释而不取，宁自认其实。秦则反是：他所面对者是一个现成的指控，说他不忠信，而他不但不认，且把它翻转过来，证成一件对王有用之事。三人所处之境同，皆有他人所与之一名当前；二人却名而取实，一人却名而造用。

燕廷之对，是全书所记最奇之一段，亦是本书论愧之界所在。其论式极硬：孝如曾参者不离亲一宿，则不能千里事王；廉如伯夷者饿死首阳，则不能为王取齐；信如尾生者抱柱而死，则不能却齐之强兵。故臣之不信，正王之所以能用臣。此三句无一句是假的。他对自己的判断至审：确知自己是何等人，且确知这等人于王有何用处。凡能如此看己者，本书所遇不过数人。然愧所要求者不止于看见，尚须自认。释名曰见己之所失而自认之。秦见之至明，而所见之物在他手里从失变成了用。一件事一旦被算出用处，它就不必再被认了。

此即术之所以能替愧之处。术者成事之能，其法是把凡物化为可用之资。秦以此法治天下之势，六国之从亲成于此；亦以此法治己身，故其短亦成资。凡能把自己的缺口算成一件工具的人，终身不必自认。此非诈也，比诈更难破：诈者尚知其所隐，此则连所当认者都已不复是所当认。

临死一局，其法之极也。被刺创甚，贼不可得，他所出者一计：车裂己尸以徇于市，诬己为燕作乱，杀者必自出。夫以己之尸为饵，吴起亦为之，然起所偿者其仇，用尽而人亡；秦所设者身后之一局，局成而己已不在，所得者亦不归己。全书以术算及己身者三人：吴起并其身而用之，张仪用而复收，秦则用于己所不及见之后。三人之中，惟秦所算之处已在其人之外。

然则何以判其形为升？以其所见者确在增益。自雒阳之笑至燕廷之对，其目所及一次比一次深，末了已能把自己拆开来逐条秤量。所不增者惟一件：那副眼力从未回过头来，落在我这样做究竟对不对的一问上。明之升与不升是一事，明之所向是另一事。本书量得出前者，此则即其证。

此则最难判者，非其人之高下，是本书之尺该不该用在他身上。

读者读至自沉，其势必欲判之为降：位由左徒而至迁逐，效由号令一国而至无一人听，末了投江而死，凡人所谓一路下坡者，无过于此。而本书判其为平。所以者，凡例第四条也：明不待果而立，见之而人不用，明自若也。原所见者三事：张仪不可信，秦不可入，楚必削。三事皆验，第三事验于其死后五十余年。三事之所以无效，因怀王与顷襄王不用，不因其所见有误。若因人不用而判其明降，则本书之尺不复是一副尺，只是事后按成败重排一次名次而已。故此处必判平，且此处正是本书之尺最须自守之处。

然则「我独醒」一语当如何断？此语不可作明之凭据，理由在凡例第五条：蔽之为物，其性正是不知其不知。故凡陷于蔽者，其自觉皆是醒。醒者能言此语，蔽者亦能言此语，二者所言无别，此语遂不载分辨之力。原之所以真醒，在其三事皆验，不在其自称独醒。且此语之害不在其不实。当日楚廷之上，独醒二字近于事实。其害在他把这句话当作解释而收住了：「是以见放」，问题至此即闭。凡以自身之状态解释处境者，其解释皆不可再问，因而亦不可再改。

其明之所不及处，正在此。原之器能量一国，未尝一日用以量己在此国中之位置。造为宪令而不与其稿，此一举之后果，一个明于治乱者岂不能推？与蔺相如一则对照最切：相如先量其所不能为而后动，故其明所到之处，其身亦到；原则不曾量过，故其明所到之处，其身早已被移开。二人所对者同是一个满是争宠者的朝廷。

至于渔父一节，须辨得极细。渔父所陈者是一条真出路，且当面陈之，故原非未尝见此一途，是见而拒之。其拒之之辞，通篇所言者洁：弹冠、振衣、皓皓之白。洁与明本是二物，而人常合之，以其外形皆为不肯迁就。然其所据不同：洁所据者己身之干净，明所据者所见之为真。原以洁答之，则其所拒者亦止是洁之反面，与其所见之楚事无涉。此答之后，他所余者只有一身。

与范蠡一则对读，则安之一词乃有两面。蠡见勾践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乐，遂以同一副判断力回过头来判自己的处境，于是去而全。原见楚之必削，而不能以同一副判断力判自己。本书所谓安，是清醒地接受有限而生的稳定之悦；原所不能受者，正是楚之有限。二人所持之尺相同，所量之物不同：一个把尺转向了自己，一个始终只量国。

犹有一层，本书答不出，须记之。原之明尽真而尽无着。凡例第四条保住了他的明，同时也留下一问：一副既真而又全无着落之明，究竟算成了什么。本书之尺量得出明之有无，量不出明之有着无着。此其所短，记于书末。

「以雪先王之耻」六字定此则之根。所雪之事在其未即位之前，所受之位则在其即位之日：破燕者齐，昭王承其后而立，遂以亡国之君之位见于诸侯之目。释名曰位不待其人有所为而立，处境本身被看见即足以成之，故此则之辱不外于己身。其可辨者在另一处：使那个位如此的，是他人之手，非其自身之所为。故他开口所量者是国之力，而无一语自数其罪；愧之所以不生于此，正因为可认之事本不在他名下。

辱之再见也，与勾践一则相对照。勾践悬胆二十二年，昭王积力二十八年，岁月几乎相同，而两人所办的是两件事。勾践以身任之，其目一日不返于己，只管指向那道目光的来处。昭王先答了另一个问题：雪之者当是谁。他的答案是不能是他自己，故二十八年之中，他所营者非兵，是人。二人之同，在其目皆不曾返观自身；所异者，一个自任之，一个自知不能任而造出能任者。

「先从隗始」之所以要紧，不在其为一术。隗自言非贤，而王为之改筑宫、北面师之。若所师者真是隗之贤，则此举止得一人；正因所师者非其贤，此举乃立一法：凡入燕者，其所得之礼皆以此为下限。乐毅、邹衍、剧辛之来，所慕者非昭王一人之明，其所信者是这条下限不随人而移。

二十八年是此则最沉的一处。耻之为物，其性催人；催之愈久，所出者愈必是一战，而一战之后耻可暂解，力则未增。昭王二十八年之中不曾为它所催，那道目光在他手里遂由苦转为期：期者可以分年而计，苦则只能积。本书所收以辱为力而其力不反噬其人者，仅此一处。

其所立之物不能出其身。昭王卒而惠王立，一反间即以骑劫代乐毅，数岁之功尽还于齐。管仲亦建一物，而临终以己之尺量己之作品，自言其隙，其物遂不系于一人之在否。昭王之本文，无一语及其身后。本书不据无文而断其未尝虑及，止记其别：管仲之物因那一句而可以离人而立，昭王之物则与其人俱尽。

判其为平者，三段之明皆在高处：即位之日量其国之力，二十八年之中不为耻所动，用乐毅而不夺其权。位则自破国之君至于兵入临菑，起落极大。凡例第四于此又得一证：所起落者位，非明。

「主之不同量」五字，是本书所收最要紧的一句自诫。它不议君之贤否，只说量之同异。凡以先君之待己推嗣君之待己者，皆亡于此一步；而这一步之所以不易察，正因为待遇未变之日，两个人看上去是一个位置。

此则与伍子胥相对照。胥之判语曰忿不随其对象而尽。乐毅在报书里把胥所失者指了出来，且据以自处：二人所临之境几乎相同，先王听之，嗣主疑之。所差者只在疑起之日的一个判断。胥以为其疑可以言解，故留而争之，其忿遂无所归而反噬其目；毅以为量已异，言解无用，故径去。去者未必高于留者，此处所判者，在他有没有先把嗣主重新量过一遍，去留犹在其后。

取玄，与孙武相对照。孙武立法至详而自言法外有不可尽；乐毅用兵至精而自言善作者不必善成。二语所指为一：所作之物，其成不在作者手里。孙武所限者法，乐毅所限者功。凡肯于自己最长处留一个不由己之口者，其明多不在那门长技之内，正在这一留。

交绝不出恶声一节，读者易看作修养，其实是保眼力之法。恶声一出，其判即随所骂之人而转，骂者所见者，此后止于其所骂。毅去燕而燕赵复用之，往来不绝，非其人缘之厚，是他从未把燕国说死。

判其为平者，因其三段之明皆在高处：献策之日量己力之界，徇齐五岁而不忘莒与即墨之未下，去国之日量嗣主之器。位则大落，由五国之上将军而为亡命之臣。凡例第四于此又得一证：所落者位，非明。读者若因其去国而判降，所判者其处境耳，非其眼力。

神师一节是全书唯一一处明知而造蔽，且所蔽者是自己人。那卒自陈「臣欺君，诚无能也」，单答之曰「子勿言也」，四字之中并无一分自欺：他清楚知道城中所信者为何物，也清楚那物是他放上去的。凡例第二说术与明不相为用，此则见其分至极处：术行于外而其明未损一分，所损者尽在他人。设若他自己亦信有神来下教，则此则无明可记，止一段兵事而已。

此则于蔽逼出一问。释名之蔽，是一人自身之遮蔽；本书所量者，亦皆是其人自己看得见看不见。而单所为者，是把遮蔽施于他人，且施得极准，其所施之处又正是自己一方。释名有忿一词，以名见遮蔽被施于人而生之苦；至于施之者，本书无一词可名。此非单一人之事，凡以术御众者皆当此处，而本书之尺量不出。记于书末，不在书内调和。

术之再见也，与孙膑一则相对照。膑之术尽敌之利而不及友之妒，其术只朝外。单之术兼朝外与朝内，且朝内那一半更精：劓降卒与掘冢墓两事皆燕人之手所为，而使之为者是单；即墨之怒非其所造，是其所引。二人所异者不在高下，在其术之所指。

反间一节可回照孙膑。庞涓之妒先在，膑不过用之；惠王之疑先在，单亦不过用之。是知术之能成，不在术之精，在受术者之已蔽。凡术之败于一人者，多因那一人身上并无可乘之蔽，本书于乐毅一则已见其证：毅之去非反间所致，反间不过与其自判同日而至。

然则单之明在何处？在他始终分得清所信与所用。神师在他手里只是一件可用之物，未尝入于信；即墨之怒是引出来的，未尝以为天然；铁笼是算出来的，未尝以为运。全书之中，术至此而其人不为其术所转者，唯单一人。孙膑之术使他一生只对着一个人，吕不韦之术终把他自己也算成一件货；单之术尽施于外，其后入赵为相、将赵师而攻燕中阳，本传与〈赵世家〉皆不复记其一术。

判其为平者，市掾之不见知，所不见者其位，非其明：断轴傅铁笼一事已在安平未破之前，其时无一人推之。三段之明相去不远，所起落者位。凡例第四于此复得一证。

相如三段几乎持平，且始终在高处，全书少见。

三事性质迥异，而其法则一。完璧者，量秦国之底线，算准秦王不肯为一玉而负背信之名也；渑池者，量己身所能押者，其所押者命，故其言不虚；将相和者，量内斗之代价，所算者两虎相搏之结局，与谦让无涉。三者皆先明对方或己身之所不能为，而后动。

其最后一次开口，言中矣，而无人听，彼亦未及见其验。凡例第四于此再得一证：见识不因未被采纳而减损。

此条凡例，岂宽厚之辞哉？实言耳。明之利长于人之自身：见之明者，其每一决定皆少一段迂回，此事旁人采与不采皆不相干。若必待结果追认，便是说同一份见识可因赵王一日之心情而时有时无。此说不通。

三事又为玄补一人间之形。夫玄易被想作玄思或神秘，而相如身上之玄极具体：秦王肯否为一玉而负背信之名，彼不知；两虎相搏谁先仆，彼不知。其法先划出所不知者，而后于其余处动手。是知玄落于一行事之人，即是不于算不清处下注。

此说别有一利：其可见也。人心中有几分敬畏，外人无从查考；人于何处停手不赌，则记录在案。相如三次皆停于同一位置，故此非幸致。

颇之明，起于中，升于长平，而末段大落，拱形也。全书惟此一人，以同一件事起，又以同一件事败。

负荆一段，人多以为其量大，其实此处所动者非度量，是眼力。相如之言一至，颇即见己之所争者小而所忽者大，遂反其所为。夫他人之明当前，人之所生有二：一曰我亦可上，一曰彼显我之陋。前者谓之慕，后者谓之妒。二者同出一源，而其去处相反。颇于此时取其一。慕之三见也，与秦穆公一则相对照：穆公所遇者是同一种人而前后两判，先举之而后谋去之；颇所遇者是同一个人而前后两生，先妒之而后慕之。可见慕与妒之分，不在所见者之高下，在看的人当时站在何处。

长平三年，其明之极，正在其不动。当是时，举国以为怯，赵王以为怯，而秦人所畏者正是此不动。夫守己之所见而受举国之谤，比之临阵决断，更难。凡例第四于此又得一证：其后赵王易将而军覆，非颇之验，其判断在被否之日已经成立。

悼襄王使乐乘代之，颇怒而攻其代己者。此与负荆是同一处的两次考验。前一次，他人之高在其上而颇能受；后一次，他人之位在其上而颇不能受。分别何在？前者所动者其见识，后者所动者其位次。乐乘未尝于颇之前显一分明，彼所得者一位耳；而妒须有他人之明为其所反衬，此处无之，故此非妒。所动者位，则辱也。辱之再见也，与勾践一则相对照：勾践所受者一国之目，二十二年而后毁其来处；颇所受者一人之目，其人当日即在眼前，遂当日攻之。二人之同，在其目皆不曾返回自身；所异者，一以二十二年之术竟之，一以一日之怒竟之。忿之指于人者尚且退为怒，本书已于伍子胥一则见之；辱之不返于己而径指于人，其退更速。是知人所能受于己之上者，往往止于不与己争位之物。

一饭斗米一段，最堪细看。年八十而披甲上马，非为战也，为使者之目也。夫齐桓公一则言依，谓交出判断之内容；此则所交出者又异：所交出者，是判己身可用与否之权。一生所判皆出于己，而至此，己之可用须待旁人一言而定。明之所以为明，正在其判由己出；判之权既已让与人，则虽有明，亦无所着。郭开一囊金，遂足以毁之。

「我思用赵人」一句不加断语。凡此书所不断者，皆以其自明。

括之明，全书最低者二人，彼居其一；用兵之能，亦最低。

其病岂在读书少哉？彼读之极熟，熟至能折其身经百战之父而使无辞。所不能推者，自书本至眼前之一步耳。此步曰类比：手上此一地形、此一敌军、此一日之粮道，与书中所载究竟相似至何等，其不似处又在何方。彼从未问，以为兵事易故也。其父之言，所点正在此处。

类比之再见也，与孙叔敖一则相对照。叔敖所推者受其令之人：更币而市乱，先问其受之几时；欲高其车，先算令数下之为害。所推之处皆细，皆在市与车之间，无一事可称大。括所推者是一部书与一片战场，事至大而推不过去。故类比之熟与不熟，不见于其所遇之事之大小，见于平日推与不推：平日不推者，及于大事亦不忽然会推。

与白起一则对读，则一战两边之败因，乃同一能力之两个方向。白起所不能推者人心，赵括所不能推者书本；一不能由己及人，一不能由文及事。二则同出一词，而其取者相异：此则取类比，白起一则取愧。一止于所不能推，一于其后自认之，所对照者正是此层。

再下一层。凡周密之学，皆能将其所见之事解释得严丝合缝，括之兵法正是此类，故其父不能难。其所错者，以此学之边界为战争之边界耳。书上所无者，彼即视为不存；而长平一日，偏来一件书上所无之事：对面易将为白起，彼不知。

于是有一反常之事须说明白。括之病不在学之不足，恰在学之太顺。夫学愈圆融，其边界愈不显形，以其总有话可说，从不将人逼至无话可说之地也。经窒碍者始知书上有几多事未写；括未尝遇窒碍，其所遇之第一处，即四十万人。然则熟练本身可以是一种蔽。

此亦此书不敢自重之由。此书所用者，同样是一套学问，一样能将其所见之人解释得严丝合缝。凡以一套说法为实在本身者，早晚仆于其边界之外，兵法如此，此书亦如此。

起之明，终其身而上，极于赐剑之年。夫其见最明之时，正其境最恶之日，此岂天意？凡例第四，正为此人而立。

其极不在战功，在临终一判。使者持剑至，起举剑而问天，是不服也；良久乃自认其罪，而所认者非秦王所以杀之之罪。不为己解，亦不受人所加之名，其真当负者，出于自寻。此之谓愧。愧之再见也，与百里奚一则相对照：奚所却者，是新主替他备好的一句开脱；起所却者，是使者所加之名与自己心里的不服。二人皆弃他人所与之名而取己所自知之实，而奚所认者是他明知而不去的那一段，起所认者是他手所已为的一件事。愧非辱也：辱所指者己之位，愧所指者己之所为。使者所加者一个名，此名系于位；起却之而自寻其实，是其目已返于己而所观者其所为，故为愧而不为辱。

长平之失，不在不明理。其推敌军之动向，精确至于毫厘；所不能推者，人也。夫类比之难，全在分寸：他人与我，非一，亦非全异，形似而根别。得其分寸，则知彼亦知痛；失其分寸，则彼不过一数目，而数目不痛。此一推算，起用之于敌军行止则至于尽，用之于四十万降卒则一发而不启。类比之三见也，与赵括一则相对照：括所推不及者一片战场，起所推不及者战场之上的人。二人同陷此一处，而括所失在事，起所失在人。

由是观之，明者分区之物也。同一时刻，其于敌军之理近乎满，其于降卒之理近乎零，两不相涉。尤可畏者，前者反养后者：惟其算敌至精，故愈不疑其算漏于人。然则「此人清醒至何等地步」一问，本不可问，必先问：在何事上。

至于称病不行，乃有限之知落于一将身上之形。此军所能为、所不能为，彼知之；己之判断只及此一段，彼亦知之。夫认得己之边界，本即明之一部，非明之缺口也。

末言蔽之破法。蔽与错异：错可指出，指出即改；蔽则自固，愈深则入耳愈少，愈少则愈深，是以极难自外破之。起临终一破，而其时为之言者一人皆无，秦王所遣者，一剑而已。破口安在？在愧。夫已自封者，外援多不能入；能自内启其户者，往往惟其自认之一瞬。

妒之再见也，与庞涓一则相对照。涓之妒起于一次准确的自量：自以为能不及孙膑，而其人一入于魏，即是自己那个位置的另一个人选。雎之妒不起于自量，起于一件久未了结之事。厕中之辱所加者是他在人目中之位，而他的目终身不曾返观自己的所为，只在位的高下上来回。位既是他唯一的刻度，则凡在其上者，无论其人与他有无往来，皆被读作一次施加。武安君未尝一日损雎，而在这本账上，他站的地方本身即是账目。故涓之妒须先见人之明，雎之妒不须：见其位足矣。

苏代之说，全书最堪玩味之一段。其辞逐句皆实：赵亡则秦王王，武安君必为三公，其功七十余城确非虚，君能为之下乎一问亦确是实情。以理言之，这番话本该使人先算国之利害，然后再算己之名位；而入其耳者只有末一句。凡例第二于此得一反证：术之推算假定对方趋利，苏代所用者却非纯术，他先测出对方的刻度只有一种，而后把国事翻译成那一种。是知说人者所以能入，不在其辞之工，在他找准了那个人拿什么量世界。

远交近攻之为明，须与李悝一则并读。悝所出者五视，是一副量人之具；雎所出者远近之算，是一副量地之具。二者同型：皆把一件本来只能凭感觉说的事，换成可以逐条核对的目。「得寸则王之寸也，得尺亦王之尺也」，此语之要不在雄辩，在它把「结交谁、攻打谁」这一向被当作交情与恩怨的事，改写成一笔进出分明的账。秦并天下之势由此定。故雎之明非小明，正因其大，他后来那一算之窄才更须说清：能把一国之得失记成账的人，记到自己头上时，账上只有一栏。

判其为拱者。前段之低，不在受辱，在事须贾数年而不知其为何等人，受一馈而不知其可致祸，其明未及于身侧之一人。中段最高，一言而移一国之势。后段则两事俱见其落：白起之死，是以位为尺；郑安平、王稽之败，是以恩为尺。二者本是一物，皆从那本只按位记的账里出来。至于末了受蔡泽一言而即日归印，是其明之余光，不足以更其形：他终身能看清一个位置该由谁占，独看不清占着位置的自己该以何为量。

「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」一语，是全书论傲最切之文。傲者，虚妄的确定，以为己已尽见所当见者。而胜所恃者并非一句空话，是一个真数：多者千人，寡者百数，那些人他确曾一一相过。千与百是真的，「已尽」是假的。这是傲之最难破处：它长在一件实事上，且那件实事愈大，它愈显得不必再问。破它的却只须一人，而且那人就在他门下站了三年。

傲之三见也，与商鞅、春申君二则相对照。鞅之傲起于其所建之法屡试而验，春申君之傲起于其所施之恩，胜之傲则起于一个可以点数的量。三者所恃各异：一恃其法，一恃其恩，一恃其数。而胜与二人所异者更在其后：鞅拒一言而死于其法，春申君拒一言而死于其恩，胜则在合纵既定之日自己把那个数丢开了，且说得明白。全书之傲，至此始有一自解者，故判其为谷，末段之起即在这一句。

其陷落之处有二，而根同。上党一节，太史公断为利令智昏。此语记其果，未记其机。地是可数的，接下之后秦兵之东、韩之推祸、赵之能否当之，皆不可数。凡以可数者为全部者，其算必止于可数处，而事偏偏在数外。躄者一节，其机同而更显。他起初的判断本审：以一笑之故杀一人，不亦甚乎。此判至今立得住。所以易之者，是门下去者过半。他把一个已经作出的判断，交给了一个人数。故本书于其取词之外别记一「依」：依者，以己之判断托于他人而不复自判，而托与不托，在他一向以数为断之具。

与信陵君一则相对照，二人同当邯郸之围，而门下皆号三千。信陵君之明多出于人，而受与不受之权自留于己，故其人虽众，断者仍是他自己。胜之明亦多出于人，而所受者不是人之言，是人之数：士之去留成了他改判的理由，士之多寡成了他自足的凭据。同样是以他人之明为用，一者留了判权，一者把判权化在了一个数目里。至于毛遂一节，那个数目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失效，他遂不再用它。

相依之三见也，与子产、吴起二则相对照。相依者，人之展开条件部分地由他人之展开所决定，此为人之实情，非人之缺陷。子产所为者守：专留议己之路，以保入耳之消息不断。吴起所为者否：不认此事，遂并己身一并纳入可算之内。公子所为者造：不止留一路，直造三千路，且不以其人所处之地筛之，故夷门之监者、屠肆之朱亥、博徒之毛公、卖浆之薛公皆在其中。三人所对者一事，而一守一否一造。

此则又是依与相依分界最清之处。释名曰二字相近而用处相反：一为明之条件，一为明之败因。公子所受于人者多矣：窃符之计出于侯生，止其骄者出于一客，归救魏者出于毛薛二人。然其所以不同于齐桓公者有二。其一，源多而不系于一人：侯生北乡自刭之后，其明未尝随之而绝，十年后犹有毛薛补之。其二，受与不受之权始终在己：平原君讥其妄，他不受而去；毛薛责其无面目，他语未及卒而立变色。所托者内容，所留者裁断。故三千客非依也。

其依在别处。末四年之长夜饮，方是依之正解：欲固着于一物而不复朝向明。醇酒与妇女不曾误他一判，其为蔽，在他自此不再朝向任何须看之事。夫三千客所补者，是他一人之目所不及；而当他自己收起那副目时，三千人无一能代之。是以此则所立之分甚窄：借他人之目而仍自裁者，相依也；停下不再看者，依也。二者可以同在一人身上，前后相接，其间不过四年。

判其为拱者。前段之低，在北境一事：他所显示者不是一个判断，是一个来源，而一个来源既已示人，人所忌者即不复是他的判断。中段最高，自还车问侯生至立变色而归救魏，其受言之速一次快过一次，且所受者一次比一次更逆己意。后段则收目自弃。

然此处有一层，本书之尺量不下来。公子之末四年，其明未尝降：谗之所由来、王之所以信、己之不复能用，他一一看得分明，「自知再以毁废」六字即其证。所降者非其所见，是他不再肯拿那副目去看。五形以明为一线纪其起落，而一个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自己停下来的人，这条线上无处安放：判其为降，则违凡例第四之意，因其所见并未减；判其不降，则那四年与河外破秦之日在图上同高，读者必以为不实。本书姑判为拱，而于书末赘言记其不足，不在此则调和。

此则之重，全在两段推算。李园之说与朱英之谏，用的是同一种算法：由居位之久、由势之将变，推祸之所自来。第一次他深以为然，且据以行事；第二次他不以为然，且据以不动。所差者不在算得精粗，在被算进去的那个人是谁。凡人之算，用于取者常开，用于己身之危者常闭，而闭的那一刻他并不觉得自己闭了。

「李园，弱人也，仆又善之」十字里藏着两个前提。前一个说对方之力，尚可验：李园弱，则其所能调动者少。后一个说自己所施，验不了：我待他好，所以他不害我。此语所据者是我之所为，所推者是他人之所为，中间那一步从来没有人替他走过。凡以自己付出的分量去推断别人回报的分量者，其算已经离开了对方。

取傲，与商鞅相对照。商鞅所恃者其手所建之法，以为无隙，故赵良之言入不去；春申君所恃者其身所施之恩，以为无隙，故朱英之言入不去。傲非自矜之谓，是虚妄的确定：以为该看的已经看尽了。二人拒言之时皆不在气盛，语气反而平和，因为他们真觉得没有什么可听的了。

十七日之数须记住。他推开那句话之后第十七日事发，其间并无从容可言。朱英亡去，正说明说话的人自己知道这句话没有落地。一句判断能不能救人，不在它对不对，在它能不能被人接住。

判其为降者，非因其位。上书秦昭王、以身留秦而遣太子归，此二事眼力与胆识俱在高处，太史公亦称其智之明。相楚二十余年之后，他所倚仗的东西悄悄换了一样：先前所据者是算，后来所据者是情。人一旦拿情去替算，他就不再验自己所据的前提，而前提不受检验之日，明已经开始往下走，位还在原处。

不韦一生只用一术：凡物皆可计其贵贱之差而取其间。此术用于货则大效，用于人亦一时大效。其所以效者，因所计之人皆趋利：异人求归国，华阳夫人求有子，安国君求嗣之贤孝。各得其所求，故其算无一不中。凡算之屡中者，最难想到的一件事，是这世上还有不由利定的人。

本书孙膑一则已见术之一处不及：妒不趋利，故算不到。不韦所遇者是另一处：畏。悬千金于咸阳市门而无一人增损一字，他取之为文之至；实则应征者面前立着的是相国，趋利之外多了一层不敢。凡以赏格验物者，须先问应者敢不敢应。同一副算盘，一遇不趋利之情，一遇不敢趋利之势，两处皆失。术之极致处，正有一块术自身照不到的地方，此其取词所以仍为术。术之三见也，与孙膑、田单二则相对照：膑之术不及友之妒，单之术反能并敌之蔽而计之，不韦之术不及应者之不敢。三者同在术之界上，所遇之界各不相同。

「吾门待子门而大」一语，是他说过的最明的一句：他看得见自己之高下由他人之高下所定。而这一句他只用在别人身上，不曾回头用在自己身上。他在秦所立之门，其大小同样待秦王之门而定；秦王一书，遂尽削之。

那封书只有两问：何功，何亲。二问皆不辩其事，只把名分重说了一遍。名分之为物，非交易之所得，是他人所许之称；所许者可以收回，而输出去的货收不回来。他一生所积者是可以易手之物，所欲换得者是不能易手之物，此其死之所从来。

判其为降者，始段最高：为贾人而见奇货，眼力用在他自己的行当里，且知己之所待者在人。中段居相国之位，以市之法验文，以宾客之盛为势之固，所据之前提一概不再验。末段赐书而后自度，他所度者是死之当否，非其一生所据者是否成立。故其明自高而落，位反在其后。

辱之三见也，与张仪、燕昭王二则相对照，而其取法与晋文公之取依同例：取其无此情之处，正所以见此词之界。释名曰辱者因他人之目而生之苦，所指者己在他人眼中之位。加于牧者，是全书最完备的一副他人之目：匈奴以为怯，赵边兵以为怯，赵王让之，继而免之。四层目光所指者同一物，即他在人眼中那个「怯将」之位。张仪受笞数百而目返于其所恃之具，勾践二十二年而目不返，昭王二十八年而使他人代指那道目光的来处，廉颇当日发为怒；牧则那副目光始终不曾出去找那个位。

其所以能不去找者，非忍也。忍者，苦已生而压之，压得住一时，压不住数岁。牧之所以不苦，在他手里另有一尺，且这尺不须任何人点头即可读：亡失多寡，边地能否田畜。此二事逐年可核，怯与不怯则须旁人开口。故其数岁之守，不是与人赌一口气，是他所用的刻度上根本没有「人怎么看我」这一栏。是知辱之解不在能受，在别有一尺；无此一尺者，纵能忍，其目终究要回到那个位上去。此为本书论辱所得之第四种走法，与勾践、廉颇、张仪并记于书末。

「王必用臣，臣如前，乃敢奉令」，此语与子产留议己之路同型，而所留者异。子产所保者消息之入口，牧所保者判断得以施行之条件。他不曾说服赵王相信坚壁数岁是对的，也不曾把那个判断改写成王听得进的样子；他只把条件先说定，再回去。凡明之能着于事者，多不在其人说服了谁，在他把不受打扰的那一段先取到手。

然此法有其尽头，郭开一囊金即其尽头。廉颇一则亦遇郭开，而二事之机不同。颇所交出者是判己身可用与否之权，故一使者之言可以定其去留；牧未尝交出此权，至死不受代将之命，而仍被斩。是知不交出判断之权，只保得住明，保不住人。凡例第四于此须守住：牧之死不入此判，使他弃军而遁于野，其所见分毫不减。所可断者，止是这副眼力所及之处有一道边：他把边地的每一物都算进去了，独朝中那一条，他既不能算，也不肯算。

判其为平者。自雁门至邯郸，其尺未尝一变：在边则量亡失与田畜，在朝则量奉令之条件，及赵葱来代，仍是同一判断，故不受。位则三起三落，末且以斩终。凡例第四所分之位与明，此人与孙叔敖同型，特一以寿终，一以刃终耳。

「不测之强秦」五字，是玄在本书所得之最直之文。他不曾说秦可以算尽，也不曾以其不可算尽而止步：图与首仍备，舞阳仍带，行仍要行。凡例第三所谓明有二面，此则见其并在一人身上而两不相碍。知其不可尽而仍尽力于可尽者，玄之用正在此处；若以不可尽为由而不复尽力，那是另一件事，本书不谓之明。

玄之三见也，与孙武、乐毅二则相对照。孙武之不可尽在其所立之法之外，故以「兵无常势」一语志之；乐毅之不可尽在人心之变，故以身去之；轲之不可尽在一事之中，故以一人备之。三者所对之物各在一处，所以应之者亦异：一以一语志之，一以身避之，一以人备之。而备之者最难，因为它要旁人肯等。

太子丹之迟，其所度者日。以日为度，本无所谓不可测：日子只会减少，不会忽然生出一件算外的事来。凡以时日为唯一之度者，必先把算不尽的那一部分当作不存在，而后那把尺才用得下去。轲所争者正是这一部分。他争之不得，遂以一句「请辞决矣」了之：那一刻他已经知道所去者不足，仍去。

事败，而本书判其为平，据凡例第四。其所见三处皆验：舞阳当陛色变，验其不足恃；秦王环柱、夏无且以药囊提之，验其为不测；事之所以不成，在其所自定之约，欲生劫之以得约契，非在运，亦非在勇。倚柱而笑那一句，是全书所记之末一次自判，且判得准。若以成败断之，此人当在全书最低处；凡例第四正为这一类人而立。

与蔺相如一则相对照。相如先量对方或己身之所不能为而后动，故其所动无一虚发；轲亦先量，量得亦准，独所量出之缺口须由他人来补，而那人不至。同一副眼力，一者所遇之局可以自足，一者所遇之局必待他人。此非明之高下，是所遇者不同：相依一事，遇之则明不能独成其事。轲于此认得极清楚，认清了而无可奈何。

末一节记鲁句践。当年争一局棋而叱之，以为可欺；及闻其事，乃自言不知人。本书不因此改判轲之高下，只记一事：一个人身上的明有多少，与旁人当时能称出多少，是两回事。

安之三见也，与范蠡、屈原二则相对照。三人所对者同一件事：知其所处有一道过不去的界。蠡见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，遂去；原见楚之必削而不能受，遂沉；翦见为秦将有功终不得封侯、而秦王怚而不信人，遂留而买其可留。释名曰安者清醒地接受有限而生的稳定之悦，非麻木，亦非无所谓。三人之别，正在「接受」二字落在何处：蠡以离场接受之，原始终不肯接受，翦则接受得最彻底，且把它折成了田宅园池。

翦是全书唯一把安明码标价的人。他人之安多是一种心境，说得出而验不得；翦之安是一件安排：请美田宅园池甚众，至关而使使还请者五辈，五辈之数即其价。夫既知秦王之疑必来，则疑之来处可算：一人独将六十万，国中无兵，君所畏者惟其人之无所欲。故翦自造一欲以塞之。此为纯术，与吕不韦同以货为具，而一用之于造君，一用之于自保；不韦之算通于君臣之名分，翦之算止于己身之一命。术之所成者小，其成则确。

然安亦有其价之所不及者。翦所量者终身只二物：敌之众寡与君之疑心。二物皆已量尽，故他能全其身而尽其功。所不在其量内者，是他手里那件东西能不能久。管仲一则言制作者自言其所不能及，仲于临终之日以己之尺量己之作品；翦夷六国，所建之大不下于仲，而未尝有一日把那副尺掉转过来，问一句这样建起来的秦能存几年。是知安之为德，稳得住一人，稳不住一人所建之物；及于所建者，须另是一副尺。

判其为平者。自问兵数至请田宅，其所用之尺未尝一变：皆先取实数，再取对方之所必至，而后自处于其所许之内。位则起落极大，由谢病归老至将六十万，由将六十万至身终于家，而尺不随之动。凡例第四所分之位与明，此人与孙叔敖、李牧同型。

李斯之形拱，而其两端皆系于一念：少年立之，临刑而后弃之，中间四十年不曾动摇。

仓鼠之观本身不误。同一物而处不同则其境遇迥别，此确是理。误在由此所立之一念：既然处所定人之贤不肖，则人所当务者惟在择处、进处、保处。此念立于弱冠，其后凡他所见之极准者，皆是这一念的工具；而这一念本身，从未受过他那副眼力的检查。凡人所据以立身之一念，往往正是其眼力照不到的一处，因为看的那个人就站在它上面。

谏逐客一书，是全书论明于国事最精之文。他能于举朝逐客之议中见出所逐者正是秦之所以强，且说得众人不能驳。这副眼力是真的。

而最堪细看者是置酒之叹。「物极则衰，吾未知所税驾也」，此语与范蠡「飞鸟尽，良弓藏」所见者是同一件事，所用者是同一把尺，连忧惧的深浅都相若。然范蠡去而斯留。二人所差者不在见，在行。夫既已见及而仍不能行，则明之外必尚有一物为其所碍；碍斯者即其少年之一念：去位则复为厕中之鼠矣，此他所不能想。

以此可校待裁之第五条。彼条问：觉知之乘积是否足以定明。此则近乎一个干净的实验：范蠡与李斯，同见、同尺、同处一境，而一存一亡。若明只计觉知，则二人当同高，读史者必不认此。然亦须防其反面：使范蠡出走而道遇盗死，其明亦分毫不减。故所当计者非成败之果，是既见之后有无可以自行之余地。李斯之余地本在，他自己封了。

末言黄犬之叹，与白起临刑一语可对读而不可等同。白起所自认者，是他所曾为之一事，认之而其明进一层。斯所悔者，是他一生所选的那条路本身。然悔与愧异：愧自内起而指向己之所为，其人由此立；悔则往往只是境遇翻转所催出的一声，指向的是「若不如此，则今日不至于此」。使斯果得复牵黄犬于上蔡，越三日，其仓鼠之念亦必复起。

悔之再见也，与勾践一则相对照。勾践在会稽所出者是「以不听子故至于此」，已及于自认，指得出自己那一步在哪里，比斯之黄犬之叹多走一步。然多走一步仍是悔：二十二年之后境复翻回来，吴灭越霸，那一句所指之物即无踪迹，范蠡去而文种死。斯之悔不及自认，勾践之悔及于自认而不能出境。二则并观，可见悔之两种败法，其共处在皆以境为根：境不翻，其苦不生；境复翻，其苦亦可尽。

本传所记可分二段：居周之日与去周之后。居周之日，掌一代之籍而以自隐无名为务；去周之后，出关著书而莫知所终。二段之明相去不远，故其形为平。凡例第四曰明不待果而立，此则又添一层：明亦不待其显。周之不用其人，非其明有所减。

本则取词为安。释名言安者，清醒地接受有限而生的稳定之悦。老子所受者，是他所事之朝将尽而己身在其中；受之而去，既不以所知干世，亦不以身殉之。

然此处必有一问，不问则本则不成：老子之能受，安乎？抑其人本未尝以身系于周，故无所谓受与不受乎？释名于安明言非麻木，亦非无所谓。若一人自始不曾交出去，则其不痛者未系耳，安则未也。

本传于此有二处可据。其一曰「居周久之」。久者，非过客之辞；且其去系以一「乃」字，是读出而后去，非本不在此。其二在其与孔子之言。所诫者孔子之骄气与多欲、态色与淫志，皆其人自处之态。于人之自处犹如此措意者，不得谓之无所谓。故判其为安。

至其明之所在，本书取其一处：他所看者落在那个人的姿态上，那个人所持之说不在其目中。此正书首凡例第一条所立之分，而立于两千余年之前。本书不因其早而增其重，记之而已。

其可疑处亦在此。以自隐无名为务者，其事自少，而本书之尺须有事可据。此则所据者止四事，已是本传之全。尺不为其隐而放宽，则本书所量者必偏向留下动作之人，而以不留动作为宗旨者反最难被量。此不足记于书末，不在此则调和。

本则之形为升。所升者非其位：其位在行摄相事之日已至其极，此后去国十四年，反鲁而终不见用，位是一路向下的。所升者是那把尺所及之处。

本则取词为敬。释名言敬者，面对超出理解之物而生的、带着清醒之谦卑的悦，于己所不能及处不佯称能及。可据者四：见老子而曰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」；本传记其「子不语：怪，力，乱，神」；子贡曰「夫子言天道与性命，弗可得闻也已」；晚而曰「知我者其天乎」。四处所同者，都是划出一条线，线外之物不入其言。

此与老子一则同出一事，而所量者各是一面。凡例第三曰明有二面：察其可言之理，与知其不可尽之玄。老子所出者是理之一面，其所诫落在这个人自处之态上；孔子所出者是玄之一面，他不解老子，而径言不能解。

其蔽亦生于此。天正是他终身不肯妄言之物，而惟其不肯妄言，天遂成了一件无从核对的东西。困于匡，曰「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；宋司马欲杀之，曰「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」。两处皆在身危之际，所称知者皆是天于他一身之所向。敬与傲于此同出一源，兼词傲即系于此：凡不肯量之物，一旦取来自保，便是最省事的凭据，因为它天然不受检。

其蔽又见于别处，而所系者是久不得用。公山不狃以费叛而召之，佛肸以中牟叛而召之，两次皆欲往；而他自己立过一条则，曰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，两次皆子路把这条则拿回来还给他。量人之尺甚精，而于己身之事，那把尺时时够不着。此本书取依为兼词之故：所固着者是得用，固着而其尺不复朝向己身。

升之所在，正在那把尺终于够着。反乎鲁之后，本传作「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」，求用之心到此而止。作春秋而语弟子曰「后世知丘者以春秋，而罪丘者亦以春秋」，是他把自己所作之物放上那把尺，量出它两面俱在，而仍旧作之。晚年之言天亦与前异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。」同一个天，在匡与宋是保他的凭据，至此只剩一个知他的人。两处相去之远，即本则所判之升。

本则之形为平，而所以为平者不在所留之少，亦不在尺之本身。此人之事不少，且四易其境：众人之政、三十人之政、众政之复、身系于狱而判已下，而四境之中所校者始终是同一问。平出于其人自己不动。

本则取词为敬。释名言敬者，面对超出理解之物而生的、带着清醒之谦卑的悦，于己所不能及处不佯称能及。可据者三：庭上不肯自请他罚，故在不知死之为祸为福，不当以一必然之恶易一未知之物；狱中不受克力同之说，故在义与不义之外，他祸不入于计；申辩自言于地下之事所知甚少而不自以为知。畏死者，佯知其所不知：此语是他自己说的，且他照它做了。

此与孔子一则相校，是本部敬之两见。二人皆划出一条不能知之界，而两条界之遭遇相反：孔子明言不能知，及困于匡、危于宋司马，两度引天以自保，界是他自己划的，危时是他自己跨的；此人之界至死不跨，判已下而所守者仍是不知死之为何物。一条界守得住守不住，与那条界是谁划的，是两件事。

其蔽即生于此。其所疑遍及于人人之所信，独有一句不曾入其所疑之列：命他去疑的那一句。他于神谕所疑者是其解，非其真；「神者不妄言，妄言非神之性也」一语在他口中居前提之位，前提既立，则神之出声与不出声皆成其证。庭上终日之默可以读作吉，所据者正是一段沉默：向使将趋于恶，其兆必阻我。这一步须先知那个兆遇恶必阻而无一失，而沉默供不出这一条。傲之为兼词即系于此。

柏拉图记庭上之默而断死之为善，色诺芬记庭前之阻而断神以为其死为宜，事实相反，本书不断其孰真。所取者是二记之所同：神兆出声与否，他都把它在此事上的举动读作死之为善之证。两个互相矛盾的证人于这一点不矛盾，且皆无意于证明它。判即立于此，不系于二记孰真。

明与蔽同出一源者，书末第一条已记其为尺之不足，此为其再见，所异在关系：孟子是同一副推用在两处，此人则那个不受疑的前提正是那副能力得以运转之所本。神谕若不真，遍诣国中之事无从发起。

本则所据者是一篇为己辩解之书，其出于谁手历来有争。本书之取法具于〈引书〉：取其自陈之中于己不利者以立判，其自解、自许与所归于他人之心，一概不据。文中「主在耻于己」一语正属前者：若出其手是自认，若出后人之手，一个为他辩解的人没有理由替他添上这一句。故本则之判不系于此篇出于谁手，所量得者亦止于他肯写下来的那些于己不利之处。

其所以再渡，自陈之由是耻于己，不待他人之目，故是愧而非辱。释名于辱列四去处，四者之中唯转为愧者使那个位受一次检。他确受了那一检，且所看的是自己的所为。可是他所检的是「我算哪一等人」，不是「此行当否」。一次真的回头自检是可以检错地方的；检错了又自以为已检过，比不检更难破，因为他手里握着一份自己检过的凭据。

术者成事之能，凡例第二曰与明不相为用，此则见之最切。他确能转狄翁一人，狄翁受之而终身不改，这是实事；而由此推出「吾若能尽说一人，则诸善皆可得」，是他自陈的一步。他之所以能说服，恰成了他判断此行可为的理由；而一个人说得动人与那一个人转不转得过来，本是两件事。术愈高，这一步愈难看破，因为前一半是真的。

其明之另一面在玄。他于其所最重者自言不可著：名、说、象、知四者，无一能致其第五；须久与其事相处，而后忽如火之自彼跃于此。写字最多的人，于其最重之处自言无一书，且终身不作。

三十人令取人一事，二人同在其时，而所转之向相反。苏格拉底所收者是「此事我不做」，柏拉图所推者是「诸邦之政皆失，故权当归于爱智者」。同一件事，一个收到自己身上，一个放到邦国之上；此后一人终身未尝去其城，一人三渡其海。

形判谷。始高者，三十人召之而观其所为乃退，众政杀苏格拉底而由是断诸邦皆失其政。中陷者，再渡之决自陈出于耻，三渡之前又已判定而复自反：非事之不成，是他自己推翻了自己一个判得准的判断。末起者，奥林匹亚所举之三条与此书之末自立一条于己，皆是他那把尺终于转向自身。此本部第一处谷。

本则之形为平，而所以为平者又是一状。他所留下的是书，不是行事之次第，其先后至今不可考，诸段之间没有一条时之轴，本不得画一线。所以仍判平者，在每一段之内明与蔽并出且往往同出一句；此判不倚于次序，他日其书之次第若考得出来亦不动。

本则取词为傲。释名言傲者，虚妄的确定，以为己已尽见所当见者，非自矜之谓。此人当之最准：知其所不知一事他知得比同时之人都清楚，且立为法。可据者二，皆在同一句之内。其一，「他兽未及观」是他自己标的界，极精细，而同句之「牡之齿多于牝」正在界内，那一条他并未数过；人之齿男女同数，取一人一数即知。其二，「体之美可见，魂之美不可见」等于自陈此事无可核，而下一句是「昭然」。

兼词玄。释名言玄者，实在之中超出理解之物，知其在而不佯称已尽。他论天上之物，自言可据者甚稀，又自言前之论天止于意之所及：那条界他画得出，也肯认。而其蔽正生于此：那把度是他自己立的，第一次且用在与他最亲的人的说上；正因为信得过它，凡他自以为已经度过的，便不再受度。

本部之对照系于柏拉图。二人之尺各有一处不施：柏拉图之尺不举，其验施于人而未施于己之出海；此人之尺举了，界也画了，而把未核过的一条放进了已核的那一边。后一种更难破：不举者尚有一日可举，误其界者手里握着一份自己画过的界，正是他不再回头的凭据。再与苏格拉底并观成一线：苏格拉底所不疑者是命他去疑的那一句，是尺之源；柏拉图所不施者是施之于己；此人所不核者是尺之所及之界。

遗令一段不以为一处相反。他遗令纵其家之婢仆，看去像是其行推翻了其说；然其书卷七自有当常以自由为其役之赏一条，那份厚道正在其说之内。此处仍要写出者，正为立一句：仁不构成对一说的一次检。能构成检者惟一物：肯把自己所立之度回过头来用在自己已断之事上。

明与蔽同出一源者，书末第一条已记其为尺之不足；此人是最紧的一例：前三例或在两段之间，或在一推之两处，此人则在同一句之内。

本则之形为平。可系其先后者二段：在齐与去齐，二段之明相去不远，所以不远者在两段各自明蔽并出。在齐之日，据宣王自为之一事指其所不自知，是明；齐人以其尺相还而曰此尺不及己，是蔽。去齐之日，尹士讥其濡滞而自言所以滞，是明；充虞引其自出之语而答以五百年之数，是蔽。此书末第一条不足之二例。

本则取词为类比。释名言类比者，以己之所感推及他者，而知其亦为能感之存在。其所长全在此一推：牵牛过堂下，王见其觳觫而以羊易之，百姓由此推出王吝一牛，孟子推出王不忍。此推之得验，在被推者的回答里：「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」自行其事而找不着自己的心，旁人据其一事而找着了。

其蔽即生于同一推。释名于类比另有一句：其难全在分寸。推及宣王者止于一事一心，其言可对质，故可核；推及五百年之数与己在其中之位者，无一处可以对质。同一副推，近处得人之所不自得，远处量出一个无人能量的数。

此与孔子一则并读，二则之天用处相反。孔子于天明言不能知，而身危之际引之以自保；孟子于天不言不能知，径以其数与时相校，校出的结论是当今之世舍己无人。二则且同出一语：孔子晚年自言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」，而充虞所引以相责者正是这一句：一句是自己说来责己的，一句是别人拿回来责他的。

蚳鼃一段与孔子佛肸一段同构：孔子自立一则曰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，子路以此还之；孟子责蚳鼃有言责而不言，齐人亦以此还之。量人之尺甚精，而于己身之事，那把尺时时够不着。

其书〈尽心下〉一语两面俱在而系不得年，只入取词之据，不入形之起落：敢把尺量到经上是明，而所持以削去〈武成〉之大半者是至仁伐至不仁不当流血一条，此条未尝受检。

其可疑处须记，此疑自本则而始。本则所据之事一半出于《孟子》七篇，出于他自己与其门人之手；凡自著传世者，所留下的事都经其人自择。其蔽据齐人之讥与充虞之问而立，二事之存正因为他未尝删去；至于删去了什么，本书无从知。

本则之形为平。庄子可考者止二事，著书与辞聘，二事之明相去不远，故判平。所谓平，是本书在其所能见的两点之间画不出起落，非谓其人一生果无起落；此不足书末已记，而庄子更甚：老子尚有居周与去周两段，庄子连一次去留也没有，他所留下的全部动作是一次不动。

本则取词为安，与老子同，是本部主词第一次两见。凡例第七曰两见即取其对照，故此处标之。二人所安者同是清醒地接受有限，而其所对之境正相反。老子所受者，是他所事之朝将尽而己身在其中，受之而去；庄子所拒者，是一个方当其盛之国许他以卿相，未尝入而先辞。一在局终时走，一在局盛时不进。同一词而两条路，此其可相校之处。

其明之所在，全在辞聘那一段的次序。庄子不驳「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」这两句，他先把它们认下来，认得干干净净。凡拒人之所许者常先贬其所许之物，说利不足贵、位不足荣；如此则所拒者已先被说成不值得拒，那一拒也就不费什么。庄子反其道而行：厚是真的厚，然后才问一句，人家何以肯出这样厚的价。牺牛之喻答的正是这一问。养之数岁、衣以文绣、入于太庙，这一路的厚，其所以为厚，正因为它终将被用作牺牲。所许之物之价，与受之者之终局，本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，而人多只算得前一面。

此与老子答孔子之语可以并读。老子于孔子所诫者是那个人自处之态，其人所持之说不在其中；庄子于楚使所问者是许者之所以许，所许之物不在其中。二人所看之处不同，而其目所转之向相同：都从摆在面前的那一样东西上移开，转去看它是从哪里来的。本部之所以能立此一对照，正在二人共处一境：诸子之世，士以言取位者众，出仕是不待解释的选择，故辞与不辞才成其为一件可量之事。

其可疑处亦须记。本传止二事，而其一是著书，依凡例第一不记学说，则可据以量者实止辞聘一事。以一事量一人，他处不为。此则所以仍立者，在那一事之中有次序可辨：先认而后问，两步俱在原文，非本书所补。若并此一步之次序而无，则本则不当立。

本则之形为平，所分止二段：其教与末日。其教一段之内明与蔽同出一物。那一物他自己写在论天象那封信的开头：知天象之事别无他的，惟心之安宁。为着心之安宁，他在天上立并存数解之法（数解并可而心不为之扰）；也为着心之安宁，他于死独许一解（死若数解并出，心不安）。同一个目的，在一处立起了法，在另一处把法撤了；此亦书末第一条之不足。

本则取词为傲，为本部傲之两见，对照在亚里士多德：二人皆自立一法而于一处自弛之。亚里士多德所弛者在界，未数过的一条已在他自己所标的界内；此人所弛者在数，其法曰数解并可者不许独取其一，而于死与神各许一解。此人之自弛更难破一层：他所弛的那一处正是他立那条法所为而立者。他立多解之法是为心之安宁，而死正是人心最不安之所在，法一到那里就停了，停在它最该用的地方。

其兼词为玄。论天象那一段正是玄做成了法：知其在而不佯称已尽，不许以一解冒充全解；把玄写成可执之律者，此人是头一个。其蔽亦即在此：他把那条律划了一个界，界外是天，界内是死与神，而界内二事恰是其教法所必须先定的。

此则与苏格拉底尚可并观，不另立一组：二人所对者同是死。苏格拉底曰不知死之为祸为福，故不肯以一必然之恶易一未知之物；此人曰死于我无与，以为其教之基。一人以不知自处，一人以已知自处，而皆由此得其安。本书所量者不是他们安不安，是他们凭什么安：一个是那条界他不跨，一个是那条界他已填平。

末日一书不据以判其升。所举以相当者是念昔之谈，所托者是视故人之孤，而其格言正以交友为人生之最要：是行其所教，非过其所教。那一封书另有一处：他把自己的苦据实写出，说痛大而不能复加，不曾说痛于我无与。他于死用了那把大剪刀，于痛却没有用：那一解的射程只及于死，未及于生之苦，这一层是他自己守住的。末了复申书末第七条：其书四十余种今止存三书信与格言，赖门下代代传之，本书所量者是他与其门人愿留下的那一部分。